各县（市、区）专项机制办，市级各部门：
按照市专项工作机制2024年第四次会议安排，2025年春节前应针对形式主义和加重基层不必要负担的“存量问题”开展清理，并报备清理结果。会后，市专项工作机制办又先后以书面和培训形式再次提示。截至目前，仍有部分单位未反馈清理结果，或反馈未发现问题。现再次提示如下。
一、持续清理“存量问题”
（一）尚未报备清理结果的单位。最迟于2月底前完成全面清理，并向市、县级专项工作机制办报备（可参考附件格式）。未清理的，不再提示。
清理标准：严格对照《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释义读本、省专项工作机制为乡镇（街道）减负“12条”相关要求及中央、省级、市级层面通报的典型问题。
清理范围：对本地、本单位、本行业已经制发的文件、安排的工作、提出的要求等，尤其是“过去习以为常、但违反禁止性规定”的工作方式开展全面清理。
处理方式：对不符合整治要求的，及时采取调整、修订、取消、叫停等措施。
（二）已报备清理结果的单位。一是做好已清理问题的整改落实和结果评估，推动及时整改到位，不再出现同类问题。二是持续做好其他问题清理。部分单位已组织清理，但仍不够彻底，需继续开展全面清理。后续清理结果，可动态更新、动态报备。
二、严格落实“审核评估”
（一）实施主体。各级各部门均应建立和落实本地、本单位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审核评估机制”。
（二）范围和程序。对日常开展的各项工作全覆盖审核评估。如，制发文件（含征求意见稿）、召开会议、制定方案、起草讲话、安排工作、推进实施等。并由业务初评、办公室复核、领导同志把关。
（三）评估重点。内容和方式是否违反相关规定；工作本身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和加重基层不必要负担的问题；实施后是否会引起基层形式主义的反映或反应，避免产生违反规定的“新问题”。
三、做好问题分类处置
（一）对已报备且整改到位的问题，不纳入典型问题通报范围。已报备但整改不到位的，及时进行预警提示。
（二）对本次清理未发现问题，未按时清理、报备，中央、省级、市级层面已通报但仍然出现的，或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纳入暗访核查、反面典型通报的重点。
（三）作为典型问题通报的，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或县级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在下次专项工作机制会议上作检视发言。
内江市整治形式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
2025年2月18日
中央、省级和市级通报54个典型问题
贵州省铜仁市德江县盲目决策建设“德江陶缘”农业旅游综合体项目。2016年9月，德江县通过招商引资，计划投资4亿元建设“德江陶缘”农业旅游综合体，并约定分三期给予项目投资方配套资金1.2亿元。2017年3月，德江县在未召开城市规划委员会会议审核、未完善项目用地手续、未办理施工许可证等相关证照情况下仓促开工建设，并未经批准改变土地用途，占用528.7亩土地挖湖造景，建设广场等配套设施。该县在融资4000万元用于首期配套资金后，因与投资方在投资额认定上产生分歧，未兑现剩余配套资金。目前，投资方资金链断裂，在建工程烂尾，已建成项目无法正常运营，资源基本处于闲置状态，配套资金被严重浪费。
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推广应用“一部手机办事通”下达不切实际的任务指标。2022年10月，永善县政务服务管理局为片面追求考核加分，背离上级推广初衷，按照本县户籍人口人均通过“一部手机办事通”小程序办理3件事项的数量，确定了年底前完成138万件的任务指标，印发文件将指标分解到各乡镇、县直相关部门，要求全县干部职工年度人均办理150件。文件印发2个月内，永善县干部职工通过“一部手机办事通”完成查询、办理、预约类事项138万余件，严重增加基层干部负担。
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在水土保持核心区搞“挖山造田”。龙岩市长汀县在原重点水土流失区、现水土保持核心区组织实施耕地、山林开发项目，通过劈山、平山“造田”，将地势陡峭、缺少水源、沙化严重的山坡开发成梯田，不顾缺水实际硬造“水田”。在“挖山造田”的带动下，当地连续22年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并经常超额完成指标，但部分新造田块耕种困难、缺水抛荒，有的山林开发项目烂尾、植被破坏，在水土流失治理尚未成功时，可能引起二次水土流失。
山东省临沂市费县实行“千分制”甚至“双千分制”“三千分制”考核体系。2018年以来，临沂市费县对乡镇和县直部门单位组织开展了“千分制”甚至“双千分制”“三千分制”综合考核，其中2018年开展党建、经济社会发展“双千分制”考核，2019年还增加重大隐患整治板块，实行“三千分制”考核，其他年份实行“千分制”考核。同时，该县有个别部门、镇街在有的年度对下属单位、所属村（社区）开展过“双千分制”考核。这类考核虽然有区分优劣、激励担当、促进发展的作用，但指标设置客观上存在过多过细、不够科学精准、脱离实际等倾向，还有的考核频率过高，实行月度排名、季度通报，不利于干部树立长远政绩观，加重了基层负担。
甘肃省天水市盲目举债上马“有轨电车”项目造成巨大资金浪费。2018年以来，天水市通过PPP模式，规划投融资90亿元建设“有轨电车”一期和二期工程。2020年5月1日，一期工程建成并正式运营。同年11月，二期工程正式开工，并同步实施羲皇大道提升改造工程，计划3年建成。目前，由于资金投入不到位，二期工程实际进度仅过半，“有轨电车”这一“民心”工程成了建也没钱建、拆也不能拆的“闹心”工程。一期工程运营以来，年运载乘客仅约80万人次，收入160万元，年运营成本约4000万元，运营亏空主要来自财政补贴和运营主体自筹。同时，由于未考虑沿线河道蓄水问题，导致一期工程存在潜在地质风险，二期工程及羲皇大道提升改造进展缓慢造成交通拥堵，给群众出行和生产生活造成较大影响。
湖北省荆州市松滋市洈水镇有的村干部政务APP、工作群打卡、学习、留痕负担重。湖北荆州松滋市洈水镇有的村干部手机里有5个政务APP、26个工作群，部分政务APP规定了学习时长和学习积分，每天都要花时间用于政务APP打卡、学习，日常工作中疲于回复各类工作群的消息，还有的工作群需要上传各项资料和照片。村里每个月要做一次安全检查，需要去各个小餐馆、小作坊检查并拍照，上传到政务APP或者工作群，还要填表，增加了村干部的负担。
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医保局在学习使用“学习强国”中搞积分排名、通报约谈，引起党员干部抵触情绪。2023年8月，安徽滁州定远县医保局召开“学习强国”分数落后学员集体约谈会，指出该局28名党员干部，只有18人学习情况较好，其他人员学习主动性不强，要求每日学习积分要达到30分以上。该局还在内部工作群通报“学习强国”每周积分排名前6位和后6位学员名单，这种做法给党员干部额外增加了学习负担。
广西壮族自治区部分地方耕地提质改造（旱改水）项目组织实施不科学、乱铺摊子留隐患。近年来，广西部分地方过度追求耕地指标交易价格较高的水田指标，不顾缺水实际引入社会资本实施耕地提质改造（旱改水）项目，有的市计划实施总面积28万亩，有的市立项530多个，还有的县将其作为“一号工程”，16家企业同时开工建设，动工面积达8.9万亩。在大规模实施下，部分旱改水项目因后期监管不到位、灌溉水源难以保障等，有的已经复种旱地作物，有的弃耕、弃收、撂荒，甚至个别挖塘养殖，出现“非农化”“非粮化”情况。截至2023年6月，广西有101个旱改水项目被自然资源部标记退回，核减水田指标面积约4.71万亩。同时，由于水田指标快速增加以及指标交易市场降温，造成指标交易难、企业回款慢，有的县发生欠租欠薪欠债等衍生问题。
山西省有的市县层层加码摊派经营主体增长任务。2022年和2023年，运城市新绛县、晋城市沁水县等地方不顾自身实际、违背市场规律，以行政命令方式层层加码下达指标，强行推进经营主体数量倍增任务。有的将指标任务摊派给所辖乡镇（街道），有的将这项工作纳入对各乡镇（街道）的考核，实施周通报、月调度、季研判、年考核。在上级强推下，部分乡镇（街道）为完成任务、应对考核，采取动员、代办等方式，以群众名义注册一些没有实际经营业务的经营主体进行充数，甚至出现一人注册20多个经营主体的情况，有的在年度考核评比结束后，再将一些经营主体注销。
辽宁省阜新市部分农家书屋缺乏实效。近年来，阜新市投入资金建设农家书屋600余个，这些书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巩固基层思想文化阵地的作用，但也存在脱离实际需求、管理维护等配套机制不健全、图书种类偏少以及图书配备的针对性、适用性与农民实际生产生活存在差距等问题。在当前信息化快速发展形势下，农民群众获取信息方式更加多元，书屋实际利用率越来越低，客观上造成资金使用浪费。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在公益活动中设立点赞指标加重基层负担。2023年，齐齐哈尔市在参与“点赞中国城”公益活动期间，市委宣传部下发通知，要求各县（市、区）、各单位定期调度进度，通报点赞数量排名情况，并明确提出各地区参与率不得低于总人口10%的要求。各县（市、区）召开专题部署推动会，层层传导“压力”，有的县区要求“向主要领导汇报数据统计情况”，有的县区提出每个社区每天要完成500个点赞任务。有的学校和医院分别要求教师、学生、家长和医生、护士全员参与，班主任汇总全班“点赞”证书照片打包上传。这种摊派点赞任务的做法引发基层干部群众反感。
湖南省通报：张家界市慈利县开展督查检查考核“名合实不合”，随意将发文、开会作为考核指标。慈利县在制定2023年年度督查检查考核计划时，将河湖长制、林长制、田长制、路长制整合为“四长制工作督查”，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各业务牵头部门未按计划统一部署开展，搞“名合实不合”。其中，“路长制”考核将乡镇（街道）、村（居）配套出台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管理办法、乡村公路管养考核制度、资金管理办法、路长制工作方案，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等内容作为考核指标；要求开展日常巡查并拍照留痕制作台账；要求乡镇（街道）对村（居）每月配套开展考核并进行通报排名；在年底实地考核时，周日通知乡镇（街道）准备迎考工作，周一就要求提供资料，这些都给基层带来了很大压力。
云南省通报：曲靖市、会泽县开展督查检查考核缺乏统筹。2023年，会泽县及其乡镇接受的督查检查考核中，市县两级占93.1%，不少督查检查考核阵仗大、人数多。市、县两级督查检查考核统筹不力，计划执行不严格，备案管理“挂空挡”，近90%的督查检查考核没有纳入计划管理，部门计划填报与实际执行“两张皮”，随意开展、集中扎堆情况较突出，存在同一事项反复督查的情况，给基层造成了较大负担。比如，2023年9月6日，曲靖市总工会、市发改委、市自然资源局、市兽药饲料监察局4个市级部门同时到会泽县开展督查检查考核。曲靖市委政法委全年19次到会泽县督查，县创卫办2个月内7次对同一乡镇进行督导。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通报：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市场监督管理局考核过多过频。巴州市场监督管理局23个科室每月分别对各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业务工作进行对口考核排名并下发通报，每月填报工作进度排名统计表、打分表多达30份，涉及考核项目29类197项，2023年全年印发转发涉及县市工作进度和业务评比排名类通报67份，高频次复杂考核增加了基层干部的负担。
浙江省通报：温州市鹿城区擅自扩大考核范围，层层加码给乡镇（街道）设置超出其职能范围的指标任务。温州市鹿城区治堵办将上级对其的条线考核变成对乡镇（街道）的面上考核，在温州市要求该区“新增停车位9500个以上”的基础上提出“新增停车位19500个以上”，并设置“城市主干道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控制在2辆/公里以内”等指标，将涉及部门职能的一些考核指标转嫁到乡镇（街道），导致基层难以落实。
海南省通报：三亚市吉阳区委政法委考核网格员工作指标设置不科学不合理，简单以工作留痕评价实际工作成效。三亚市吉阳区委政法委通过城市运行管理平台，每月固定对辖区专职网格员的41项工作任务进行量化计分考核，没有根据每个网格的具体情况来设置考核指标，导致考核不精准，不能全面准确反映实际工作情况。比如，对于考核指标中“危楼隐患”、“校园周边巡查”、“铁路护路”等事项，如某个网格内没有危楼、学校和铁路，就无法得分；对于考核指标中“社会治安”、“突发事件”、“重大活动安全”等事项，如网格内没有发生以上情况，也无法得分。此外，考核评分的主要依据是网格员上传到平台的照片或视频，网格员即使完成了工作任务，如果没有照片或视频，也不能得分，简单以工作留痕评价实际工作成效。
宁夏回族自治区通报：银川市爱卫办搞“千分制”考评。今年3月份，银川市爱卫办下发《关于开展银川市2024年健康“细胞”建设的通知》，违规擅自开展健康“细胞”创建活动，并要求基层按照自治区爱卫办2020年下发的《宁夏健康“细胞”建设标准及考评细则》开展创建工作，完善档案资料。该《考评细则》共分为“健康社区”、“健康村”、“健康单位”、“健康企业”、“健康学校”、“健康主题公园”、“健康家庭”7个板块，每个板块考评细则总分值均为1000分，考核指标过细过繁、不切实际。
内蒙古自治区通报：自治区计划生育协会等单位层层摊派保险购买任务，增加基层负担。自治区计划生育协会与中国人寿内蒙古分公司联合印发通知，对各盟市计生保险工作覆盖率提出具体要求，将保险购买任务层层分解到各旗县市区、苏木乡镇街道和嘎查村社区，在全区通报任务完成情况，导致一些地区在推进该项工作时“自愿”变“强制”，强行下指标，一些基层干部为完成指标任务只能自己多买。
上海市通报：原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制定政策“一刀切”，发文给街镇摊派巡查扫码指标。2023年，原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在开展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专项整治期间，发文要求每个街道每日对3家共享单车运营企业的车辆备案情况开展扫码检查，原则上每家不低于500辆，没有区分投放量少甚至无投放街镇等不同情况，各街镇每日须对至少1500辆共享单车巡查扫码。同时，还通过全市共享单车行业管理工作微信群等，发布各区扫码指标完成情况，搞变相排名通报。专项整治结束后，有些街镇仍在继续开展扫码工作，管理没有形成闭环。
四川省通报：四川省岳池县综治中心对乡镇（街道）矛盾纠纷信息录入工作下达任务指标，并对完成情况搞“月通报”。2023年以来，岳池县综治中心为在推广使用“随手调”App工作中出成绩，简单以行政村数量为依据，向27个乡镇（街道）下达使用“随手调”录入矛盾纠纷信息年度任务数，并对任务完成情况搞“月通报”。为完成任务指标，有的乡镇一年需录入矛盾纠纷信息700多条，部分乡镇（街道）在“月通报”压力下甚至出现编造虚假纠纷信息的情况。
福建省通报：石狮市有关部门在文件起草过程中存在照搬照抄上级文件、“上下一般粗”的问题。2023年，石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起草的3份规范性文件，均与泉州市政府办公室出台的相关文件内容重复率达85%以上；石狮市统计局负责起草的1份规范性文件，与泉州市政府办公室出台的相关文件重复率达80%以上；石狮市政府办公室在备案、审核、把关过程中未发现部门存在的问题，依然履行发文流程。
湖北省通报：省卫健委召开会议缺乏统筹，时间集中扎堆。省卫健委2023年召开统计口径内会议12次，2024年仅第一季度就召开10次，其中，3月份召开会议数量达7次，3月7日、22日分别召开两次会议，大部分会议要求市州卫健部门负责同志、相关科（处）室负责同志等来武汉参会。这些会议虽然是省卫健委年度计划内会议，但会议内容缺乏统筹，在时间安排上过于集中。
吉林省长春市教育局违规开展创建示范活动、南关区教育局长期借调教师。2023年，长春市教育局在不具备创建示范活动开展权限情况下，开展“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工作，并将上级单位“两年一创建”的频次加码为“一年一创建”，将上级单位下发的98项评价指标层层分解为179项打分标准，导致有的申报学校准备了约1000项评审材料，给基层学校增加负担。2024年3月，在中央已部署创建示范活动清理优化工作后，长春市教育局仍未及时叫停“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工作。同时，长春市南关区教育局长期从中小学校抽调借用教师，借调教师占全局工作人员比重曾高达60%以上，有的借调时间超过20年。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绕道社会组织或国有企业规避审批、摊派费用举办河豚节。2016年至2023年，扬中市未履行报批程序，以扬中市河豚协会或国有企业名义共举办7届河豚节，实际由政府主导，活动方案经市委、市政府会议研究确定，相关党政机关参与主办或协办，共支出费用8400余万元。其中以“社会团体会费”、“广告宣传费”等名义向所属机关事业单位、乡镇（街道）、村（社区）、国有企业等摊派4200余万元，向民营企业、商业银行等单位及个人拉赞助740余万元，承办河豚节的国有企业垫资3400余万元。7届河豚节共举办6场文艺活动，费用主要为摊派或变相摊派的资金。
国家管网集团办公室对各部门各单位召开会议缺乏统筹，导致开会多陪会多，干部职工反映比较强烈。据统计，2022年，国家管网集团总部（含部门单位）要求下属企业参加的会议800余次，平均每个工作日超过3次，2023年某下属公司参加集团及各部门各单位会议280余次，平均每个工作日都有会议。2023年9月有关方面指出其“开会多陪会多”问题，此后6个月内会议数量不降反升。会议多陪会多挤占大量工作时间，国家管网集团干部职工对此反映比较强烈。
甘肃省通报：定西市通渭县每月发布各乡镇和县直各单位微信公众号传播指数榜单，搞积分排名并网络通报。通渭县从2022年10月起，每月以发布数、阅读量、在看量、点赞数等指标，加权计算各乡镇和县直各单位微信公众号的传播指数，进行网络排名通报。部分乡镇和部门由于本地本部门工作信息发布量不足，不得已转发上级党委和政府的通知、信息等工作动态。县级有关部门在调研指导乡镇工作时，重点抽查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微信公众号关注、阅读、点赞、转发等情况，以增加指数、提升名次，给基层干部造成负担。
青海省通报：海东市互助县强制定位打卡、上传日志，以填写台账的方式进行跟踪管理，加重驻村干部工作负担。该县要求驻村干部每天早晨9点前，在“青海省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信息管理系统APP”上定位打卡，且每日必须上传工作日志，县委组织部通过微信工作群，对定位打卡、上传日志情况进行通报，导致驻村干部疲于应付，影响了工作积极性。驻村干部反映，工作日志内容基本由驻村干部本人填写，这种以填写台账的方式进行跟踪管理，看似加强了与派出单位的联系，实则导致为完成任务不得不应付差事，驻村干部对这种做法有抵触情绪。
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违规使用资金维修政府办公楼楼顶、建设广场景观小品。清徐县投资5.9亿元建设县城水系生态治理及城市停车场惠民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清徐县违规将县政府综合办公楼仿古屋顶及外立面涂装、政府综合办公楼亮化工程等打包到县城水系生态治理及城市停车场惠民工程中，实际形成支出1193万元。同时，项目还在城市广场建设了多处景观小品，包括一座银色莲花雕塑、一座景观石、一处地雕、多棵仿真椰子树，实际形成支出1305万元。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对外交流中心存在过度装修问题。2021年7月至2023年12月，金牛区投资12.16亿元建设建筑面积8.22万平方米的对外交流中心项目。建设过程中，使用进口石材拼花、手工羊毛地毯、玻璃幕墙等高档材料进行豪华装修，园林绿化工程总花费697.4万元，智能化信息系统造价超过1.2亿元，其会议中心装修成本更是高达5489元/平方米，是建设成本的近2倍。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侵占耕地挖湖造景整改存在形式主义，问题反复发生。2021年5月，自然资源部公开通报兴义市有关企业违法占用耕地挖湖造景问题后，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整改态度不坚决，整改方式不系统，跟踪监管不及时，责任落实不到位，该企业2023年11月至2024年4月又在部分已整改的区域内蓄水形成水体景观，还顶风新占用49.81亩耕地建设人工湖、人工草坪等景观。2023年12月，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有关方面公开通报贵州省铜仁市德江县类似问题、省里部署开展检视整改后，黔西南州、兴义市及有关部门未吸取教训，违法占用耕地挖湖造景问题在2024年8月被自然资源部再次通报。对于中央有关部门通报的问题，相关省级职能部门存在举一反三、面上推动整治不够，对基层整改工作指导督促不力等问题。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调研组赴基层调研搞层层多人陪同。2024年10月16日至18日，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一行3人赴某省两个县区开展劳务品牌建设工作调研。其间，对基层陪同人数缺乏严格把关，省、市、县、乡层层多人陪同，有时一个调研点陪同近10人，增加了基层负担。调研组先后考察调研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明清古街、千年古城墙等，一些调研点与调研主题明显不符。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违规开展达标创建活动，评分标准繁琐需基层提供大量证明材料。2024年9月，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违规向各省区市有关单位下发通知，部署开展2025年“营养与健康学校（幼儿园）”建设申报评审工作，要求各省区市有关机构组织当地学校、幼儿园申报评审，且提出每年对达标学校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考核。评分标准繁琐，其中营养与健康学校评分表包含8大类共39项内容、117项评分标准，指标层级达到3级。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以上做法明显违反《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关于规范创建示范和达标活动、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等有关要求。
广东惠州市教育部门对社会事务进校园缺乏统筹规范，违规开展达标、签订责任状等活动，增加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惠州市教育局违反《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未叫停有关达标活动，2024年10月仍然开展中小学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达标验收工作，要求学校对照100余项验收标准自评自查，准备每月防火检查、每日防火巡查、消防安全教育等各类台账资料。惠州市博罗县教育局2024年5月开展预防学生溺水安全专项工作，把应由专业部门承担的职责任务摊派给学校，安排学校全面排查校园周边水库、江河湖泊等重点水域，要求学生、家长频繁签订承诺书、责任书，把防溺水工作台账作为校长责任制考核和责任追究倒查的重要依据，非教育教学事务、过度留痕要求加重了中小学教师负担。
巴中市平昌县委原主要负责同志脱离实际，违规举债铺摊子上项目搞政绩工程。2013至2018年，平昌县委原主要负责同志脱离全县财政收入主要依靠转移支付等实际，违规举债融资16.78亿元，用于推动实施县新区及8个4A级风景区等项目建设，其中用于支付资金利息和融资成本共4.86亿元。由于缺乏科学研判和充分论证，多个景区项目建成后效益不明显，部分景区甚至一度处于荒废状态，造成不良影响。2021年11月，该同志收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自贡市大安区委原主要负责同志在招商引资中急功近利，工作浮于表面、决策流于形式，造成财政资金重大损失。2017年初，时任自贡市大安区委主要负责同志未经充分考察核实和风险评估，盲目依赖主观判断和个人经验，多次不采纳班子成员合理建议，违反议事决策程序，引进贵州富泰公司、深圳盛世国泰公司（系同一实际控制人）建设智能终端项目。协议履行过程中，投资方仅出资60余万元，骗取自贡市大安区政府建房、装修、设备补贴款2.39亿元，其中设备采购补贴5000万元系投资方通过伪造合同复印件和票据方式骗取，导致财政资金遭受重大损失。项目建成仅1个月后便无法正常运行，造成不良影响。2022年9月，该同志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广安市岳池县综治中心对乡镇（街道）矛盾纠纷信息录入搞“月通报”。2023年以来，为在推广使用“随手调”APP中出成绩，简单以行政村为依据，向27个乡镇（街道）下达使用“随手调”APP录入矛盾纠纷信息年度任务数，并对完成情况搞“月通报”。为此，有的乡镇一年需录入矛盾纠纷信息700多条，部分乡镇（街道）在“月通报”压力下出现为完成指标任务编造虚假纠纷信息的情况。
达州市渠县乡村振兴局发文照搬照抄、“上下一般粗”，基层难落实。2023年5月，渠县乡村振兴局为安排布置全县推广运用“川善治”乡村治理平台工作，未作认真研究，简单将省乡村振兴局中的部分“省”替换为“县”、“县”替换为“镇”后即下发各乡镇（街道），以致《通知》中出现“开发‘川善治’乡村治理平台”“在省内组织至少1期积分制省级调训班”等内容，甚至出现“县乡村振兴局统筹抓好全省试行推广运用”表述，任务部署“上下一般粗”，基层干部反映文件难以理解、不知从何抓起。
雅安市石棉县个别单位违反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规定，过度增加乡镇干部工作负担。6月25日，石棉县农业农村局下发通知要求各乡镇（街道）和有关部门每半月至少报送一篇“三农”工作信息和一篇经验材料，违反“一般每季度不超过1篇”规定；县经济合作和商务局向乡镇（街道）分解下达“焕新生活”APP的下载使用任务并对完成情况搞“日通报”“日调度”，违反“县级职能部门不得擅自对乡镇（街道）开展通报排名”规定，以上做法过度增加基层干部工作负担，引发基层干部抵触情绪。
乐山市五通桥区个别部门违规开展通报排名。五通桥区委组织部、自然资源局等单位违反“县级职能部门不得擅自对乡镇（街道）开展通报排名”规定，自行针对农村集体经济项目推进情况、护林员巡护APP上线情况等开展排名通报事项6项，且多数采取“月通报”方式。
遂宁市蓬溪县花费大量经费举办节庆活动。蓬溪县在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忽视民事需求和投入效益，将大量经费用于办节办会、打造景点。2020年8月以来，耗费财政资金3070万余元举办各种节庆、会议活动，其中8次未经批准，随意冠以“中国”“国际”等字样，仅2023年就耗费1400万余元举办“国际女书法家大会”等大型活动11次。
省科协通过考核摊派APP下载注册任务。省科协违反“不得强制推广下载政务应用程序，不得限定用户安装使用率”有关规定，通过量化设置考评指标对“天府科技云”APP下载注册情况进行考核，部分考核指标不够科学合理，不分考核指标计算评分要求过高，有的基层干部为完成考核指标任务，存在找群众下载注册“天府科技云”APP凑数的情况，引发干部群众强烈不满。
宜宾市叙州区委宣传部发文照搬照抄、“层层加码”，基层难落实。2024年3月，区委宣传部对上级安排布置的相关学术论文征集工作，未作认真研究，对市委宣传部印发的《关于学术研讨会论文征集的通知》中“各县（区）党委宣传部可推荐不低于1篇论文”要求进行简单分解，要求“各乡镇（街道）分别推荐1篇论文”，任务部署“层层加码”，增加了基层负担。
泸州市通报叙永县河长制办公室执行巡河规定“层层加码”，造成基层干部巡河频次多、负担重。叙永县河长制办公室在上级部门关于“乡级河长湖长履职每月不少于1次，村级河长湖长每周不少于1次”规定基础上，自行加码要求“乡级河长巡河原则上每月不少于3次，村级河长巡河原则上每周不少于2次”，且均要在掌上巡河APP进行打卡，引发基层干部反感。
资阳市通报雁江区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违反为乡镇（街道）切实减负清单规定，加重基层负担。2024年5月、7月，雁江区禁毒办2次对乡镇（街道）重点整治工作监测评估清单完成情况进行通报排名，并要求各镇（街道）每季度报送简报信息不少于10篇，违反县级职能部门“不得擅自对乡镇（街道）开展通报排名”“要求乡镇（街道）报送情况反映类材料每季度不超过1篇”规定，加重基层工作负担。
内江市个别市、县部门违反相关规定开展督查检查。2024年10月至11月，内江市依法治市办牵头组织开展全面依法治市督导检查，部分督导组不自觉接受监督管理，到乡镇检查未通过“基层减负码上报”平台进行登记，违反“未扫码登记不得开展督查检查”规定。个别县（区）依法治县（区）办为迎接市上检查，要求乡镇（街道）报送工作自查报告，违反“督查检查不得要求乡镇（街道）提交书面材料”规定，加重基层干部工作负担。
绵阳市盐亭县红十字会不切实际向乡镇下达建立红十字会基层组织指标任务。2024年10月，盐亭县红十字会在前期收到有关乡镇、县直部门不同意见的情况下，未考虑部分乡镇人员经费、办公场所紧张，缺乏建立基层组织必要条件的实际，仍召开工作会议下达指标任务，要求个乡镇在11月底前完成建立红十字会基层组织，并对办公场所、展板挂牌等提出明确要求。以上做法违反了不得随意将工作任务和责任转嫁给乡镇，以及清理规范基层挂牌事项有关规定，引发乡镇干部不满和抵触。
遂宁高新区党政办公室对“12345”热线办理情况按月通报考核。2024年1-10月，遂宁高新区党政办将辖区乡镇(街道)、部门的热线办理情况进行每月通报，对“按期办结率”“回复率”“回访满意率”“打回重办率”等指标数据进行排位和考核，违反“不得按月度、季度频繁搞排名通报”有关规定。通江县应急管理局向学校摊派与教学无关的社会事务。2024年4月，通江县应急管理局印发通知要求学校教师、学生及监护人下载注册快手极速版APP，在“学习安全教育平台”上进行为期8天的每日学习，并对完成情况进行统计、通报、考核，部分教师为完成任务代学生进行学习打卡，引发教师反感。
内江经开区村级组织“滥挂牌”问题。内江经开区所有村（社区）办公阵地均存在“滥挂牌”问题，主要表现为在办公楼外部及办公室门口，悬挂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务监督委员会标牌和村党群服务中心、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标识，以及民兵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站等各类标牌共计10余个。
部分县级职能部门存在涉及乡镇（街道）的微信工作群过多过杂问题。如，隆昌市农业农村局为方便开展工作，采取一个单项工作建立一个群的方式建立即时工作群，工作结束后也未解散或整合。经自查，涉及乡镇（街道）微信群22个、QQ群11个，部分股室的微信群达两三个。
内江市市中区等通讯企业要求村（社区）开具缺乏法定依据的证明事项问题。工作发现，多名群众因日常拨打电话较多等原因被监测作为疑似诈骗电话锁卡。群众到移动、电信等相应通讯企业营业厅解卡时，被要求到村（社区）出具证明。经核查，证明主要内容为群众姓名、身份证号码、居住地址、收入等基本信息，与锁卡、解卡问题缺乏直接关联。
内江市东兴区村（社区）干部承担交通安全职责问题。工作发现，东兴区部分村（社区）干部承担交通“劝导”任务。为完成上级安排，相关村（社区）干部每月需要在马路上拦车检查超速、未佩戴头盔、未系安全带、乱停乱放等违法行为，并对督促整改现场拍照留痕，填报《劝导站工作登记表》。村（社区）干部反映，因无工作职责、无执法权限，受到部分群众质疑、抵触甚至辱骂。
威远县经科局违反规定以属地管理方式转嫁工作任务和责任，加重乡镇工作负担。2024年11月，威远县经科局制发开展成品油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的通知，以属地管理为由，按“部门随机抽查、乡镇全覆盖检查”的方式，安排乡镇对辖区加油站卸油口、液位仪、计量器、通气口、爆炸危险区电气装置等大量专业性、技术性内容开展全面检查，违反“不得以属地管理方式将工作任务和责任转嫁乡镇”规定，加重乡镇工作负担。且在未开展专业培训、乡镇缺乏专业能力和承接能力情况下，易导致安全责任落空、安全检查流于形式。
内江高新区相关部门违反规定重复收集表格数据，加重街道和村（社区）工作负担。2024年，内江高新区社事局每月收集的“困难老人集中供养情况月统计表”与“农村敬老院入住老年人增减统计表”内容基本一致，“脱贫人口增收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月调度表”已包含“脱贫人口及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兜底情况统计表”“脱贫与监测对象享受社会救助政策情况表”相关数据，对重复数据未进行有效统筹整合，仍要求分别报送，违反“不得重复要求报送数据”的规定，加重街道、村（社区）工作负担。